构建司法终极是解决上访难题的有效途径

杨涛


从今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五分之一；其中新信33369封，重信19483。在同一时间段，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分之一。上访问题成了我们这是社会一个特有的难题。
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解读上访现象，我们不难看出，上访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西周就出现“击登闻鼓”的申诉方式，有冤屈者可直接到皇宫门前击鼓，面陈天子，汉代更是出现“邀车驾”即在皇帝出宫或出游时拦车鸣冤的申诉方式，这些申诉方式都延续至未代封建清王朝，并深深在国民的性格中扎根。解放以来，由于人治盛行、中央权力的集中、公权力配置的失范以及宪法有关公民申诉权的泛化，上访绵延不绝，特别是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全面实行的今天，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各种利益的分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累和扩散，局部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上访的浪潮此起彼涌，一浪高过一浪。
而在对待上访问题上，各级党政一方面是从为民服务的思想出发，党委、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一齐上，对上访所涉问题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为群众分忧解难；另一方面，又对缠访、滥访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乃至于社会秩序不胜其烦，于是便有不少地方对上访者围追堵截。而上访群众从领导的重视看到了希望，从围堵感到申诉权的侵犯，更加坚定上访决心，上访问题陷入了循环的怪圈。
从根本上讲，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紧紧抓住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要点，推进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是解决上访问题的出路。但如果我们用宽广的视野从制度建设上去分析，我们会发现，社会的矛盾纠纷在任何社会都客观存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不去思考纾缓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在西方国家，司法是纾缓社会矛盾纠纷通道，是避免社会因矛盾纠纷而崩溃的人为屏障，司法从来都是以定分止争为天职。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我们的司法机关在这场上访的浪潮中扮演的是边缘化的角色，一方面许多矛盾纠纷的解决根本无法进入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最终裁判屡屡在外部权力迫使下和自身主动地推翻。矛盾纠纷的解决无法进入司法途径使得纠纷不能在正当程序中得以充分而理性的张扬与解决，而裁决的无限推翻又使纠纷永无宁日，简而言之，司法终极性的缺位是上访不断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司法终极性一个含义体现法院或其他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是应是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社会的大多数矛盾纠纷最终要在法定的程序内，由中立的第三方在双方平等的参与下加以公正地解决。司法解决优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在于有法定程序的保障，裁决者的中立、纠纷双方地位的平等，并提供了充分的说理场所，冲突保证了在体制内渲泄，并且形式上保证了承担败诉的后果是说理不充分者，正当程序有利于消弥愤怒与不满。而要做到上述要求，司法独立是关键，其一法院与法官要独立，法官无上司；其二是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有权威裁决提交其的问题是否属其管辖范围。
司法终极性另一个含义是裁决应有既判力，已作出的裁判不允许随意改变。当前终审司法裁判的重审有五个“无限”，即提起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无限，如此无限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也是当事人上访、缠诉的重要根源，司法裁判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在保证纠正明显错误裁判的前提下，实行有限再审，提高诉讼效率，维护裁判权威，应是审判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党政领导不应再充当救世主的形象，不能也不要越权作出批示。其他国家机关权力配置应规范，包打天下的局面应改变。经过司法程序裁决的社会矛盾纠纷的申诉，改造为当事人的一种再审诉权，由司法机关在法定程序依有限再审原则加以解决。
当社会的大多数矛盾纠纷最终解决纳入了司法程序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当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司法终极性这么一个西方话语深入国民的骨髓成为他们法律理念的一部份，在我们可以想像的将来，不难看到上访现象将会大大减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司法终极是解决上访难题的有效途径！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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