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


铁道部直供成品油管理细则
1994年6月11日，铁道部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意见的通知》（国发［1994］21号）和《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原油、天然气、成品油价格请示的通知》（国发［1994］26号）精神，为做好铁路系统用油的供应、运输、管理等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铁路机车柴油及国家重点工程用汽、柴油。其他铁路用油及不具备直供能力的国家重点工程用汽、柴油、可向当地石化公司申请。
第三条 铁道部委托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全权负责全路直供汽、柴油的供应工作，负责铁路机车柴油、国家重点工程用汽、柴油的统一申请、统一分配、统一订货、统一管理；做好对铁道部直供成品油的管理、协调、服务、监督工作。
第四条 年度资源由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负责计划审核，对机车用柴油、国家重点工程用油的需求量作出测算，并在规定日期内上报国家计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
第五条 季度资源由各铁路局（包括广铁集团公司，下同）工程局于每季度开始前50天提出具体品种的季度需求量及到站，报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根据年度分配计划于每个季度开始前45天提出具体品种的需求量及到站，报给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并尽力争取合理的资源配置流向。
第六条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将石化总公司下达的“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品油资源配置单”（以下简称“资源配置单”）和“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品油资源配置单明细表”（以下简称“配置单明细表”）下达给所属办事处和各铁路局、工程局物资处，并负责日常资源协调工作。
第七条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应及时将年度机车柴油、重点工程用油的配置数量和供油地点、每月铁路用油运输计划向部运输局通报，并派专人就日常铁路用油运输问题与运输局有关部门协调。
第八条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所属各办事处，负责与管区内炼油厂及发运路局有关调度进行协调，做好铁路用油的供应和运输协调工作：
（一）根据资源配置单和配置单明细表，向有关炼厂落实资源、签订供货合同，协助炼厂申报运输计划，并在炼厂申报的铁路运输计划表上加盖“铁路用油运输专用章”。
（二）掌握炼厂生产和油品库存情况，根据用油局的实际需要，向炼厂提供每旬铁路用油的装车计划安排，并督促炼厂及时提报日请车计划。
（三）每旬末将本旬实际装车完成情况及下一旬的装车计划安排、当月下旬将次月铁路用油运输计划通知发运路局（分局）有关调度；对日常铁路用油运输中存在的问题，主动与发运路局、分局有关调度联系，共同协商解决。
（四）每日上午10点以前将炼油厂生产、库存情况、请车情况及车站每天批车、装车和发车情况报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每月按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规定的日期和内容上报进料和供应月报。
第九条 各铁路局要建立相应制度和措施，保证铁路用油的运输兑现。
（一）各铁路局、分局计划部门对炼厂上报的加盖“铁路用油运输专用章”的铁路用油运输计划，要优先予以审批，不得削减；对特殊原因造成的铁路用油计划外要车计划，要及时予以办理。
（二）各铁路局、分局对铁路用油要优先予以安排、组织均衡发运。有关调度要及时掌握铁路用油的运输计划安排和完成情况，对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所属办事处反映的有关运输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13第十条 新疆发运的铁路用油需使用企业自备罐车运输时，由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西安办事处负责按当地有关规定办理使用自备车的具体事宜。乌鲁木齐铁路局应协助做好此项工作。
第十一条 各铁路局、工程局物资处要及时、准确掌握本局用油的消耗和库存情况，按照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的要求按时传送机车用柴油旬报和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各用油单位要加强卸车组织工作，严禁以车代库。贮油能力未达到规定要求的要尽快建立储油设施。
第十三条 各用户发生用油告急情况时，由各局物资处首先在本局管内调剂；局内解决不了时，由局物资处统一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第十四条 铁路机车用柴油，重点工程用汽、柴油的价格，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出厂价。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在此基础上，按每吨15元核收管理费。除此以外，任何单位不得增加中间环节，不得加收其他费用。这样，铁路用油的最终价格组成为柴油出厂价、运杂费及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核收的管理费。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所属各办事处及各用油单位不得采购、供应高于出厂价的油品。
第十五条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各办事处负责向有关炼厂办理油款结算工作，要设立专门油款帐户，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 各铁路局、工程局应加强对铁路用油资金的管理，设立油款专户，由局财务处统一与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所属办事处进行结算。要加强油款清算环节的管理，各局在收到齐备的结算凭证后，3日内必须付款，以免因付款不及时影响炼厂发油。
第十七条 重点工程施工用油的直供价格，包括出厂价、运杂费、存储中转费和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核收的管理费，如直供总价高于施工所在地的批发价，应向当地石油公司申请地供油。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经营国家分配给铁路的直供汽、柴油。
第十九条 本规则由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前发文与此细则相抵之处，以此文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关于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浅探

吴旭华

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及研究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法律移植，孟德斯鸠在他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曾作过精辟论述，即“为一国人民而制定德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① 这番论述，曾影响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比较法学家的思想。然而，社会在不断进步，孟德斯鸠在作出论断时所依据的条件（“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②）等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全球信息及学说充分交流的今天，法律移植已成为可能并已成为本国法律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法律移植呢？通俗来说，是指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某些因素从另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或许多国家的“法律集团”中输入的一种行为。③ 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相对独立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国完全相同的法律制度。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不但不会影响其本国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起到促进和完善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社会的不平衡性是其主要原因

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发展是不平衡的，小到村落之间、县或省相互之间的不平衡，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在这种状况之下，落后的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就有必要移植发达国家的制度，其中当然包括了法律。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已不为少见，举近邻日本为例，在中世纪，由于我国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呈现繁荣之象，日本便全面引进当时唐朝的法律制度，引发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大大促进了日本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也使其成为中华法系的国家；而到了明治时代，由于西欧诸国经济文化迅猛发展，日本又出于自身需要而全面引进了德国法和法国法，史称“明治维新”，这次维新运动使日本紧跟潮流，抓住了社会进步的机会，同时，日本也从中华法系转变为大陆法系；二战之后，日本又因历史原因而大量引入美国法，从而又进一步加速了其民主与法制化进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在法律移植方面的成，充分说明了法律移植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是当今国际社会一体化的要求

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趋势就是求同存异，一方面要能在各个领域能多方位地接轨，以便能够更好的交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求同过程中，便要求各国能够相互学习及借鉴，以便共同进步，这种趋势在法学领域也不例外。在借鉴的过程中，共同的属性，如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等因素，决定了在这些领域可以相互进行移植，让本国的法律国际化，从而使各国在大的环境中能公平竞争，平等互利。就我国而言，1993年实施的《海商法》就有90%以上的规定来自于各国法律或国际条约，这一法律，从颁布之日起便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同及欢迎。

3、是法制现代化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之间，彼此的方法或技术也差别不大，但是，其法律理念及价值观念相差可谓大矣。这种法律观念或精神，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它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沉淀与积累，就落后国家而言，无论在技术上、方法上或是观念上都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如果落后国家仍然是闭门造车，仍然要化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去实践发达国家早已形成的原则和观念，那其代价及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对落后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符合社会发展一规律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就应该大胆地吸收，从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本国法制的现代化。

1、 法律职业的性质所决定

英国苏格兰的法制史专家阿兰·沃森（Alan Watson）就认为，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偏好”是与法律职业的性质有关联的。法律职业者（包括立法者、法官以及法学家）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制定法律的群英群体，他们被赋予解释、保存、发展法律的任务。对于这个群体，沃森指出：他们是习惯的创造物，倾向于把法律规则视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在改变法律的时候，他们寻求要么缩小改动的范围，要么从某些具有伟大威望和权威性的外国法律制度中借得规则。因此，法律是典型向后看的东西。④ 这种观点，也是法律移植具有必然性的一个 因素。

就我国而言，法律移植也是促进我国法律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任最高院院长的任建新也曾说过，“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⑤ 80年代，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大移植，以及90年代对移植范围的扩大化，所取得的效果都充分说明了移植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当然，在移植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这种方式，与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描述的态度有相识之处,即关键一点是能“为我所用”，而非非全盘照搬。因此，我们在移植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研究、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移植

在移植之前，有必要对输出国及输入国（本国）的法律进行研究，首先研究本国的法律在该领域的现状，是否需要移植，以及应该移植何种类型的法律；其次是研究输出国的法律形成过程及其社会环境及最终的社会效果；接着还要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进行比较，看某法律规则的原产地与移植地、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是否相似；最后才决定是否进行移植。因此，在法律 移植问题上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的态度，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1、 选择适合的法律移植类型

法律移植归纳起来有三类：第一类是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移植；第二类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法律移植；第三类是区域性法律统一运动和世界性法律统一运动。⑥ 就其方式而言，第一类着重是“互补”，第二类着重于“完全采纳”，第三类是“同化或合成”。在我国，不同的部门法需要法律移植，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在已经得到较大发展,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法律部门，便应采用第一种方式进行互补；而对于涉及高科技领域，我国起步较晚，而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完善体系的部门法时，就可以采用第二种方式进行；而第三种，则是在我国签订有关法律公约时所采用。总之，法律移植是一项技术工程，应针对不同的法律领域采用不同的方式。

2、 做好法律 的“本土化”工作

比较法学家奥托·柯恩·弗龙德认为：法律制度可能是在不同程度上深深植根于一个 国家的生活之中，因而或多或少易从一个 法律制度移植于另一个 法律制度。然而，在这个范围的另一端则是，法律扎根太深，移植实际上不可能。⑦ 这段话说明，在移植的过程中，还要考虑一个 法律 的扎根深浅的问题，这也就涉及到法律 的“本土化”的问题。我们知道，一项法律制度在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与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使其更加适合社会的需要，如要对该法律制度进行移植，就必然要对该法律制度进行“改造”，使其能在移植之后适合本国的环境。这就是法律“本土化”过程。因此，我们说，任何一个法律移植，它并不仅仅是外国法的直译或再现，而是在研究其法律理念及规则基础上的“再创造”。从而使移植成功并在本国发挥效能。

3、 法律移植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整个法律体系犹如一座“金字塔”，其底层是法律理念、精神及原则，然后逐级向上是部门法及法律规范等等。在移植过程中，就应该考虑此种情况，使植入的法律能在“金字塔”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并不至于影响整体的结构。这就要求，在移植的时候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进利，急于求成，最终导致“金字塔”的基石松动乃至于倒塌。这是我们所不愿看见的。

4、 克服两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便是“法律移植”是否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对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法的社会作用与职能中有两个部分：一是阶级统治职能；一是社会公共职能。其中，前者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后者，虽然具有阶级性，但是其作用显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法，如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婚姻关系、国际贸易等方面，显然也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对于这种法律制度，我们完全是可以移植的。同样，在移植之后为我所用，也不会改变我国的性质。第二种观点是“中体西用”，即要求总体上应该是本国的资源，对国外的制度仅仅是进行参考，这种观点是一种盲目排外的表现，当今世界融合一体的趋势更加明显，国与国的交流成为大势所趋，仍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能说明其思想的陈旧性。

法律移植，就我国现状而言，是我国法律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条重要途径。就其范围而言，包括了外国的法律 及国际公约和惯例，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主要是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法律规范，如交通、环保、资源、人口、水利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法律实践中的制度，如庭审方式、审讯方式及调查原则等等，三是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等方面，如法律技术、概念、术语等等，也可以适当地移植，四是高科技领域的规范，目前我国也较为欠缺需要大量地移植。

总而言之，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虽然已经起步，但其具体操作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