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保险业务员的性质-----兼谈保险业法律名词的规范

作者：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 刘洋飞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保险业飞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允许国外保险公司进入。一时之间，“拉保险”的人增多，他们以某某保险公司的名义出现，有的称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有的保险公司也公开招聘业务员，待遇优厚。那么，保险业务员是不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保险业务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产生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基础，是弄清楚保险业务员的性质。
什么是保险业务员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保险谈起。《保险法》第2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里出现了两个名词，即“投保人”和“保险人”。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那么，“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是怎么撮合在一起的呢？一般是靠“拉保险”的人撮合的。这个“拉保险”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
　　　保险业务员，又称保险展业人员，是保险行业个人代理人的通称。依据《保险法》第25条和《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第2条的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个人代理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保险展业人员。个人代理人在经营中，自己没有独立经营场所，完全在保险公司提供的经营场所内从事经营活动，它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他们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第136条的规定对他们进行管理。
要成为保险业务员，首先要经保监会考试，取得代理人资格即取得《保险代理人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之后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合同》，保险公司颁发给《保险代理人从业人员展业证书》，他们才能开始保险代理工作。
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是彼此相依的，保险代理人的业绩就是保险公司的业绩。所以，为了激励保险代理人展业，保险公司给予他们很多待遇，诸如岗位津贴、奖励、商业保险中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虽然保险业务员享受这些优厚的待遇，但是，保险公司不是基于《劳动法》给予的待遇，而是基于《保险法》对保险代理人进行的管理和激励，所以，保险业务员仍不是保险公司的雇员，双方没有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保险公司向社会招聘保险业务员，代理保险公司与保户之间开展保险业务，双方签订应当签定《保险代理合同书》。双方形成了保险代理法律关系。
有的保险公司为了留住保险代理人才，还把他们的档案调来保存，这不影响双方保险代理关系的成立。保险业务员在工作中，从保险公司领取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依据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佣金要交纳营业税，而工资是不需要交纳营业税的。
产生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是行业管理规定与立法规定中使用的名词、概念不一致。
规范保险业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该法是1995年制定、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中使用的概念是“保险代理人”，而没有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与此相对应，保监会于1997年制定了《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但是，保险公司一直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等名词，尤其在制定管理规范时，例如“展业人员《基本法》”中，全部文件均使用“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
在相关的税收政策法规中，还使用过“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的名词，来表述保险代理人。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提供非有形商品推销代理等服务活动取得收入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10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取得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号）。
为什么保险公司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业务员和展业员是行业通用术语。但是，即使沿用行业通用术语，那么，在制定所谓的《基本法》时也应当释明：本法中的“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是指《保险法》中的保险代理人。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免除了纷争。原因之二，也许因为保险公司不想从文字上让保险代理人感觉出有两家人的味道。
为什么税务机关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恐怕是因为保险行业使用的名词太混乱了吧！
笔者已经办理了几起保险业务员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工伤或者要求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保险公司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保险业务员在我国有几百万人，他们都独立缴纳营业税由保险公司代扣代缴。如果保险业务员与保险公司是劳动关系，那么就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国家就要退税。所以，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原则问题，必须引起充分重视。


（作者：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 刘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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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养儿女小和儿女养父母老既是父母子女之间感情亲近的象征，又是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对等的表现。然而，随着国家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一些夫妻在老龄后拥有一份稳定地退休工资，加之，父母为儿女“操心”的惯性，父母不但不需要儿女的养活，而且常常替儿女照顾孩子和补贴家用，夫妻相濡以沫的度过后半生。但是，当夫妻单方（多为男方）拥有退休金时，拥有退休金的一方可能会出于自己的考虑与自己的老伴分居异财，2012年南郑法院南海法庭审结的112件民事案件中，两起扶养费纠纷便是例证，原告起诉自己配偶的原因为自己患有疾病且被儿女怂恿，被告在应诉后，通常会以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而抗辩原告的给付扶养费请求。同时，法庭审结的112件民事案件中，有一起赡养纠纷，儿女以父亲有2400元退休工资为由拒绝给付父亲赡养费和以父亲有扶养母亲的义务为由减半给付母亲赡养费。虽然孝敬父母和相濡以沫是一种令人向往和受人称赞的道德肯定，但是这种理想的道德标准并不能规制生活现实，下文笔者就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碰撞进行论述，并就义务的协调提出个人见解。

　　一、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冲突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该条不仅将夫妻间相濡以沫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而且符合我国国情的付给抚养费明确为扶养义务履行的表现形式。在农村社会中，当夫妻迈入60岁时，大多数夫妻没有稳定可观的退休收入，他们靠着自己继续务农和子女给付赡养费生活，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是除离婚外夫妻不至于对簿公堂；若夫妻均有稳定可观的退休收入，那么，生活过的很小康；若只要夫妻一方拥有稳定可观的退休收入，一方（通常为男性）在私心杂欲的影响下很可能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争议，相互间的不待见会使有收入的一方主动与另一方别居异财，此时，另一方还可依靠儿女生活，当其生活出现困难情形时，其会向配偶主张给付扶养费，而且，这种给付之诉常常伴随着儿女出于各种考虑的怂恿，例如：自己负担不了母亲的医疗花费、父亲有外遇、怂恿母亲问父亲要钱给自己用等等。

　　《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该条不仅将我国自古以来代际传承的传统美德予以立法肯定，而且明确的规定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应当主动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当父母在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可以要求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戚圈正在逐步缩小。家庭结构从几世同堂型向一对夫妻型快速转变，父母子女相互的期待降低从而选择责、权、利相对独立的分家，分家析产案件是乡村人民法庭的案源。“养老保障”失去了传统性的依靠，出现了老人为不拖累儿女或者传递儿女不孝的信息而自杀的极端现象，而“不走极端”的老人在生活无着落时就会要求儿女的赡养，赡养案件是乡村人民法庭的案源。然而，当父母一方拥有退休工资而另一方没有退休工资时，子女会以父母有相互扶养义务来抗辩之。

　　扶养义务和赡养均为法定义务，如夫妻间相濡以沫或子女们孝敬父母，两种义务因权利人不愿或者不能主张而很难冲突，但是，理想的生活图景难以替代现实的生活样态，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会发生冲突，但是，其冲突发生是有条件的：

　　1、夫妻一方拥有稳定可观的收入（通常为退休工资），夫妻另一方没有稳定可观的收入。如果夫妻一方没有稳定可观的收入，那么，作为父母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时，子女不能援引《婚姻法》第20条对其请求进行抗辩。

　　2、夫妻另一方生活困难或者无劳动能力。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是没有条件限制的，只要另一方需要扶养，一方就应该付给扶养费；而法律支持父母请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前提是父母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因此，扶养义务与赡养义务与夫妻另一方生活困难或者无劳动能力时产生冲突。

　　3、夫妻另一方的意志与夫妻一方或者子女的意愿不一致。从逻辑上推理，夫妻另一方的意志可能既与自己配偶的意愿不一致，又子女的意愿不一致，但是，实践中，夫妻另一方通常依附于子女或者自己配偶的意愿，因为，既然夫妻另一方生活困难或者无劳动能力，那么，她的实际诉讼能力将受到诸多的限制，如果没有其配偶或者子女的心理支持和行为帮助其很难实现自己的诉求。

　　二、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协调

　　上文已述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冲突发生范围，从而得知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夫妻一方均有权利要求其配偶履行扶养义务或者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然而，义务主体以对方应对权利人负有法定义务为由进行抗辩，义务主体应如何履行其对权利人的义务，笔者提出以下协调性意见：

　　首先，要确保权利人的合理利益。法院在审理时，应当查明权利人的生活现状，明确其生活困难的范围，凡权利人为解决生活困难而合理地给付请求均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其不因扶养义务主体和赡养义务主体的相互抗辩而受到影响。

　　其次，要查清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的原因。首先，应查清扶养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若扶养义务人存在外遇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应当劝说其履行扶养义务，不愿调解履行的应当按照扶养权利人的合理给付请求判决其履行，赡养义务人承担补充给付责任。其次，若扶养义务人不存在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时，应查清善意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若赡养义务人存在有能力赡养而拒不赡养的情形，应当劝说其履行赡养义务，否则，判令其履行，此时扶养义务人承担补充给付责任。最后，当扶养义务人和赡养义务人均不存在失德情形时，赡养义务人应在解决赡养权利人生活困难的范围内给付赡养费，扶养义务人在赡养义务人已通过给付解决权利人生活困难下履行扶养义务，例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环境和增加精神消费等。

　　最后，要衡量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能力和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相对于赡养义务人人数而言，扶养义务人只有一人，其扶养能力总体上小于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但是，赡养义务人可能还负有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对配偶的扶养义务，因此，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需在个案中进行衡量，如果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能力强于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那么，扶养义务人应较赡养义务人多给付权利人生活费用，如果赡养义务人为数人且均有赡养能力，那么，扶养义务人可以少给付权利人生活费用。

　　三、结语

　　在我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时，道德失范和法律滞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虽然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和相濡以沫的夫妻佳话是令人肯定和称赞的，但是道德缺失的配偶和子女以对对方负有法定义务来抗辩生活困难权利人的给付诉请，在现行法律未有明确义务履行顺序和范围规定时，为确保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心智来倾心调解，然而，调解是以自愿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双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时法院只能依法判决，既消耗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又破坏了善良的社会风尚，此外，义务主体在不服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将会依法上诉，因此，法律规范的明确化和司法解释的细化将为法官依法调解和判决的提供裁判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督促扶养义务人和赡养义务人在心服或者无上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履行其义务。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