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号

　　《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8月1日


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

（2008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损害，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旅游、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海洋环境保护应当统筹规划，海陆兼顾，遵循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损害与承担责任相结合、依法维护与合理受益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管辖海域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发布海洋环境及海洋灾害公报、通报，负责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以及其他有关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

　　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和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所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负责本省功能定位尚不明确的混合性港口港区内船舶污染的防治工作。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管辖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所管辖海域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环境保护、海洋、海事和渔业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制度，适时实行海洋环境保护联合执法。

　　第五条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建设和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给予资金保障。

　　第六条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支持海洋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建设和治理。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海洋环境保护纳入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任期责任目标，实行责任考核、追究制度。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将所辖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实施情况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八条 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应当与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海域使用规划等相衔接。

　　旅游总体规划、工业发展规划、港口岸线规划等与海洋环境保护有关的行业规划应当与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第九条 本省实行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重点海域海洋环境容量及海洋功能区划，制定本省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数量分配方案。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制定的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数量分配方案，核定辖区内重点排污企业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控制指标。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依法征收的海洋工程排污费、陆域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费纳入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海洋生态的修复。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网络，定期发布海洋环境质量、海洋巡航监视及海洋自然灾害监测的信息，每个季度向社会公布重点海域海洋环境状况。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在其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口安装水质自动监测装置，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

　　有关部门通过履行各自职责形成的海洋环境监测、监视信息应当纳入全省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网络，实行资源共享。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沿岸直接入海的排污口和入海河口规定范围内排污口以及入海河口断面水质的监测、监视、调查和评价，对重点排污单位设置的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实施全天候监控。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沿岸入海的排污口附近海域的监测和监视，发现入海的排污口附近海域水质有异常变化时，应当及时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依法予以处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互相通报监测监视资料，共同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防治海啸、海浪、风暴潮、赤潮灾害和重大海洋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实施。

　　应急预案应当符合预防、处置海洋灾害和重大海洋污染事故的需要。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应急预案统筹安排所必需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组建抢险救灾队伍，所需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十四条 沿海石油、化工、造纸及其他可能发生海洋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制定重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人员、物资和设备，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发生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时，责任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危害，及时通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就近向沿海市、县、自治县环保、海洋、海事、渔业等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任一部门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接到海洋环境污染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危害。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有管理职责的部门调查处理。

　　属于特大或者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将事故发生时间、污染源、主要污染物、采取的应急措施等情况，按照规定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特大或者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第十七条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选划、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确定保护区所在海域重点区域的环境容量，实行保护区资源承载能力评估制度，防止开发活动对保护区海洋环境和资源的损害。

　　经保护区主管部门批准在海洋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从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保护区的有关管理规定，承担对保护区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义务，协助保护区管理机构进行海洋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

　　第十八条 尚未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而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下列区域，省人民政府可以划定为海洋特别保护区：

　　（一）珊瑚礁、海草床等重要海洋生态资源分布区；

　　（二）重点渔场、渔业资源增养区及海洋生物种质资源繁育场；

　　（三）泻湖、海蚀地貌等自然遗迹所在海域；

　　（四）其他适宜建立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区域。

　　对海洋特别保护区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九条 加强对我省典型海洋动植物物种的保护，防止外来海洋动植物物种对我省海洋生态环境的侵害。

　　因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需要引进境外海洋动植物物种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报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先在指定的区域进行完全可控制的试验和论证。

　　沿海市、县、自治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渔业、林业等部门，加强对所管辖海域、海岛和海岸带境外引进物种的调查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严格保护沙坝、沙滩、泻湖、岩礁等典型自然岸线资源。

　　省及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海岸防护堤、沿海防护林等海岸防护设施，防止海浪、风暴潮对海岸的侵蚀，并对海岸侵蚀和海水入侵地带进行综合治理。

　　第二十一条 海水养殖活动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渔业养殖规划等有关规划。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确定用于渔业养殖的海域，控制养殖规模，科学确定养殖密度，推广生态养殖模式。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海水养殖区域的水质监测，定期公布养殖海域水质监测信息。

　　从事海水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批准区域养殖，合理投饵、施肥，养殖用药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农药、渔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海水养殖池应当设置废水处理设施。养殖废水未经处理或经处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排放。

　　第二十二条 严格控制在半封闭海湾、河口、泻湖、泄洪通道等兴建影响潮汐通道、行洪安全、降低水体交换能力以及加剧海洋自然条件演变的工程建设项目。因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的，应当在工程建设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海洋环境保护或者生态修复措施。

　　第二十三条 严格控制采挖海砂、砾石和其他近岸矿产资源。因重点工程建设确需开采的，应当依法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第二十四条 沿海重点景区与重点区域范围内，严格限制开挖山体、填海等改变地形地貌和海域自然属性的活动；因重大建设项目需要的，应当进行区域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新建、扩建、改建的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按照职责分工报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围海、填海建设项目，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和公众的意见。

　　围海、填海禁止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经批准围海、填海的，应当采取先围后填的方式进行围海、填海。

　　第二十五条 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国家或者本省标准和有关规定。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城镇应当建设和完善污水管网，有计划地建设污水处理厂或者其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实现城镇污水达标排放。其他沿海乡镇，应当逐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滨海度假村、酒店、宾馆、医院等单位排放的污水应当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未纳入污水处理管网的，应当建设独立或者区域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各类污水排放单位实行中水回用。

　　第二十六条 入海排污口的设置，应当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在海洋自然保护区、滨海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海水增养殖区、海水浴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新建排污口；已建的排污口，应当将排污口深海设置，实行离岸排放。

　　在其他区域已建的排污口，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将排污口深海设置，实行离岸排放。

　　第二十七条 造船、修船、拆船、打捞船舶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配备防污设备和器材；进行作业时，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

　　第二十八条 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船舶垃圾接收、船舶清舱、洗舱作业活动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在港口、码头和利用海上装卸设施从事散装油类、有毒有害液体货物装卸作业活动的，必须依法编制污染应急方案，并配备相应的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应急方案须报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各类公务船舶、在重点海域港区内作业的船舶和在港区内停泊30日以上的船舶，应当对其污水排放设备实施铅封措施。

　　第二十九条 依法使用海域或者海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固体废弃物和废水排入海域，污染海洋环境。

　　在近岸海域从事海上餐饮服务和其他生产、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和船舶，应当设置垃圾、废水回收设施，将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运至陆地集中处理，不得排入海洋。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近岸、港湾、码头等区域固体废弃物、废水集中收集、处理的有偿服务制度。

　　第三十条 向海域倾倒废弃物的，应当依法申请领取倾倒许可证，在指定的倾倒区内，按照许可的倾倒数量倾倒，将倾倒废弃物的详细记录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海洋倾倒区的海洋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对经确认不宜继续使用的倾倒区，应当报请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封闭。

　　第三十一条 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由海事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清除、打捞或者拖航等应急处置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属于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处理海难事故的费用，依法应当由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承担的，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及时缴清；未缴清或者未提供相应担保的，不得开航。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制定应急预案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未经批准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不正常使用海水养殖池废水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拆除、闲置废水处理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超标准排放海水养殖废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未采取海洋环境保护或者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责令停止违法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的，扣押作业工具，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采挖海砂、砾石和其他近岸矿产资源未采取严格生态保护措施，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围海、填海的；

　　（三）未采取先围后填方式进行围海、填海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依法使用海域或者海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排放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进入海域的；

　　（二）在近岸海域从事海上餐饮服务和其他生产、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和船舶，拒不将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运至陆地集中处理的。

　　第三十八条 其他违反本规定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依照本规定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行使。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作者：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对证据进行规定”是任何诉讼规则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权利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可证明性。 　 —尧厄尼希 　 达马斯卡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与私法领域相比，程序法的意义和效果更加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直接依赖于所在国家司法制度运行的制度背景。”[1]本文拟结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宏观背景和民事证据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制度的修订进行探究。


一、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沿革

　 诉讼至法院的民事案件大多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而在案件事实发生争执时，法院需要通过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以此向当事人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可以说，能否建立科学、完善的证据制度，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能否实现，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能否通过诉讼获得保护，也关系到诉讼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有效率。

　 1982年3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称《试行法》），初步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1991年4月，我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新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订中，涉及证据制度的有两处：一处是针对《试行法》第56条有关证据收集的修订。第56条虽然强调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而修订后的条文虽然也保留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但明确了收集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责任，法院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核实证据。另一处则是增加了质证的程序环节，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3]应当说，此次修订的内容虽然并不多，但都很重要，可以说是针对关键问题的修订。 [4]

　 2007年10月，立法机关曾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一次修订，但此次修订是局部修订，涉及的内容仅为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证据制度未被纳入修订的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立法机关自1991年后未对民事证据制度作出修订，但这一实践性极强的制度伴随着司法实践在不断地发展，这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发展的。这方面的司法解释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7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诉法意见》）、1998年7月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 [5]以及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中。

　 2010年，我国又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被定位为全面修订，所以证据制度也被纳入了修订的范围。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称《修改决定》）。从《修改决定》对证据制度的修订来看，其内容涉及证据的种类、证据的适时提出、证据收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证据保全等方面。经过此次修订，证据这一章的条文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从12个条文增加到19个条文。

　 二、再修订的内容及其评析

　 （一）关于证据的种类

　 《试行法》在证据这一章中第1条就是对证据种类的规定，规定的证据共有七种，分别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从新《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看，本次修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类别上增加了“电子数据”，使证据的种类增加到八种；二是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三是调整了证据的排列顺序，把原来排在第五位的“当事人陈述”提升到首位。在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八种证据的排序是：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从立法例看，多数国家未在法律中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规定，德国、法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包括哪几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典中规定证据的种类，如原苏联和如今俄罗斯的民事诉讼法。1964年的《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49条一方面在第1款中规定了证据的定义，另一方面在第2款中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规定，即“这些材料用以下手段予以认定：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书证、物证和鉴定人的意见。” [6]可见，在法典中规定证据种类，很可能是1982年制定《试行法》时借鉴了原苏联的做法。规定证据种类的优点是能够使人们对证据的类别有比较清晰和直观的认识，但由于证据的分类标准有些很难精细地确定，所以在划分类别时会引起一些争议，如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究竟是书证还是电子数据，就很难说得清楚。另外，一旦出现新的、原有的类别无法归入的证据，就需要通过修订法律，增设证据的种类，如此次修订新增加的“电子数据”。

　 在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规定证据种类，是值得研究的，从多数国家并未作出规定，并且不作规定也并不妨碍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运用证据来看，不作规定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尽管作出规定的实际意义也许并不大，但由于我国一开始就选择了作出规定的立法例，三十年来人们也已经习惯了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对不同证据命名，所以在修订法律时采用“路径依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仍然在立法中规定证据的种类，就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生活更为便捷，但也对传统的证据种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传统意义上的书证是以纸质作为媒介的，一般是指写在纸上的记载、反映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字。但今天，这种纸质的书证已明显减少了。过去我们与远方亲人联系主要是通过信件、电报，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写信这种费时费力的方式，电子邮件、手机短信逐渐取代了信件，成为人们首选的联络、沟通方式。电子数据已经大范围地进入我们的生活：电子订单、电子发票、电子付款、电子病历、电子会议通知、电子笔录、电子签名、电子邮件、电子文稿等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和个人采用，一个“无纸化”的时代正在临近。在这一情势下，增设“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是对这类证据的准确表述。鉴定人在对所提交的鉴定物进行鉴定后，确实需要出具一份具有结论性质的鉴定报告，即便是由于检材本身的原因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鉴定人也需要在报告中写明无法形成确切判断的结论性意见。就此而言，把这类证据命名为“鉴定结论”似乎也并无问题。然而，如果把它们称为“鉴定结论”，就混淆了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实际效力，模糊了鉴定人与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责。诚然，鉴定人运用其专业性知识通过鉴定形成的意见对法官判断争议事实会有很大的影响，审判实务中法官根据鉴定意见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无论如何，鉴定人的意见不是最终的结论，不能束缚法官。毕竟，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需要经过质证这一法定程序，需要经过法官的审查判断。

　 对证据排序的调整，主要的争议是把“当事人陈述”从原先的第五位调到了首位。修订前的法律把“书证”放在首位，由于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将其放在首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相比之下，当事人的陈述在多数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证明的对象，本身的真实性有待证据证明，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能够例外作为证据来使用。 [7]所以学界对种排序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陈述”不仅不应当排在首位，而且应当排在最末一位。 [8]

　 当然，在做出“书证”应当排在首位而“当事人陈述”应当排在末位这一判断时，判断的标准应当是每一类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程度。但实际上，我们要根据每一类证据的相对重要性来排序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说“证人证言”在修订前排在第四位，修订后排在第六位，都排在“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之前，但很难说“证人证言”比“鉴定结论”更重要，甚至也没有统计资料表明“证人证言”比“鉴定结论”更多地出现在诉讼中。就“物证”和“勘验笔录”而言，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在诉讼中真正用到“物证”的情形并不多，对成为争议对象的物证，往往需要鉴定或者勘验，因此证据会以“鉴定结论”或“勘验笔录”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物证”原先排在第二位，现在排在第三位，而“勘验笔录”无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都是排在最后一位。因此对新法中的排序，只要我们不是从相对重要性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单纯地把它看作是先后顺序的排列，也就能够逐渐接受和认同。

　 （二）关于证据的适时提出

　 此次修订在第64条“提供证据和收集证据”的规定后，增加了第65条：要求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未能及时提供证据的，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9]

　 相对于我国原有的民事证据制度而言，第65条的规定无疑是极具创新性的，此规定的实施，会造成我国证据资料提交的实质性变化。修订前的法律对证据的提出采用的是“随时提出”，按照原来的规定，当事人不仅可以在第一审程序的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新的证据，而且可以在第二审程序中，甚至在再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并且无论当事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提交证据的原因何在，只要证据本身对查明争议事实具有重要意义，法院都会接受该证据，允许该证据进入诉讼程序。

　 这样不设任何时间限制的证据提交制度虽然有利于发现真实，但也留下了迟延举证、拖延诉讼的隐患。在合理的时间内实施诉讼行为，使正义能够及时实现是任何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当事人和法官这两类最重要的诉讼主体能够及时地实施诉讼行为。换言之，诉讼的及时化有赖于当事人与法院的合作。而要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诉讼行为，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对当事人进行规制，对他们实施特定诉讼行为的时间作出具体要求，并对逾期实施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大量的诉讼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提供证据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实施的主要行为之一，因而当事人能否及时地提供证据，对诉讼能否及时进行关系重大。

　 最高人民法院在十多年前对此作出尝试，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就规定了举证期限制度。按照《证据规定》中的设计，当事人因过错而逾期举证的，法院可以在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质证，或者在对方既未提出异议又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证据失权措施，把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视为当事人主动放弃举证，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理时也不再组织质证。 [10]尽管对于逾期提交证据，《证据规定》也规定了承担合理的诉讼费用、赔偿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制裁措施，但相对于证据失权这一制裁措施，这一手段显然是第二位的，即对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且存在过错的情形，法院首先考虑的仍是证据失权。

　 证据失权意味着逾期提交的证据虽然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对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但仍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无从发挥证明作用。而重要的证据一旦失权，事实认定的结果就会发生逆转，诉讼的胜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证据失权对强调发现真实的我国诉讼制度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证据失权造成的负面效果，举证期限制度非但未能取得促进诉讼的预期效果，而且许多地方的法院也到了弃之不用的地步。 [11]

　 尽管以证据失权为主要制裁措施的举证期限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不佳，但民诉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设置举证期限制度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在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之时，江伟、杨荣馨、张卫平三位教授领衔起草了三部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以下称《江稿》、《杨稿》和《张稿》）。 [12]对于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三部专家建议稿都作出了规定。《江稿》在第203条规定了“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期限”，在第205条中规定了“逾期提出主张和证据”，该条文的内容是：原、被告应当分别在起诉时和答辩时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当事人逾期提出的主张与证据，不得在以后的程序中提出。 [13]《杨稿》在第250、251条中分别规定了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的后果。逾期举证的后果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进行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14]《张稿》在第274、275、276条中分别规定了“举证期限的确定”、“诉讼请求变更或反诉的举证期限”、“逾期举证的后果”。所设定的后果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证据的，人民法院不再组织质证。 [15]从这三部专家建议稿看，虽然在除外情形的规定上存在差异，但都将证据失权作为应对举证迟延的主要措施。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同志提供的信息，民法室在起草《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称《草案》）时，逐条查阅和研究了这三部专家建议稿。由此可以推知，学术界主张规定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的观点对立法机关产生了影响。

　 不过，从实务界看，也并非都赞成规定证据失权。律师界是同民事诉讼法密切相关的群体，对规定逾期举证的制裁性措施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针对《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11年11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律师修改建议稿》（以下称《律师建议稿》），《律师建议稿》建议删除有关迟延举证不利法律后果的内容，其理由是：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当事人不举证或不及时举证自然承担败诉后果，无须司法制裁，否则有悖民事诉讼原理和司法公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