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驻晋城办事机构的审批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驻晋城办事机构的审批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办（1992）83号
1992年7月30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现将《关于驻晋城办事机构的审批及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关于驻晋城办事机构的审批及
管理暂行办法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及经济建设的发展，地、市（县区及部门）间在政务、经济、文化及信息方面的横向交流越来越多，派驻我市的办事机构也不断增加。为促进我市与外地、市的横向联系，加强对驻晋城办事机构的协调管理，特定本办法。
一、全国各地（市）、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及边贸城市均可在我市设置一个冠以驻晋城字样的办事机构。
二、部队系统设驻晋城字样办事机构按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办理。原则上限于一个师级以上单位只设一个。
三、外地（市）企、事业单位设立驻晋城办事机构要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工业、交通运输、物资、商品流通及科技方面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并有来晋城投资计划和项目；二是暂无投资计划和项目，设立办事处为投资前期做准备工作的。办事处期限暂定为三年，三年内不投资则予撤消。
四、凡符合上述条件要求在晋城设置办事机构的地（市）政府或部门及部队，均应向我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提交由同级人民政府（部队持师以上主管部门）关于在晋城设置办事机构的文件（载明办事处的工作性质、任务、级别和人员编制情况），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
五、凡经我市批准设立的企事业驻晋城办事机构，须持批准文件，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六、驻晋城办事机构业务工作归口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管理；其党、团组织关系及思想政治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代管。
七、办事机构如建新房，需与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联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统筹安排。
八、根据工作需要，办事机构人员，在市区落集体户口的，由市公安局审核办理（一般限于十人左右）；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的调配，除其主管部门配备的人员外，需我市配备的人员，干部由人事部门按所需条件帮助选调，工人可按我市劳动部门有关政策申请解决。市外调入人员按编制人数，凭所在地的户口迁移证，公安部门要准予在晋城市落集体户口。调入人员中，夫妇有一方原在市区工作的，可落居民户口。同时扣减集体户口人数。其子女户口按公安部门的规定办理。由我市调配的市区以外的人员一律不迁户口，由驻晋城办事机构在公安部门办理集体临时户口，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可由当地转来市区，按市区定量标准办理供给关系。
九、驻晋城办事机构人员的调换或离休、退休、退职，按那来那去的原则办理。
十、属于行政性质的驻晋城办事机构，需下设经济实体的，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审核后报市计委审批。
全国爱卫办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通知
卫生部
全国爱卫办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爱卫会办公室：
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以下简称整洁行动）自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紧密围绕行动目标，及时部署，落实措施，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近期全国爱卫办组织开展的整洁行动督查结果表明，各地提高了对城乡环境卫生的重视程度，明确了目标任务，整合了部门的资源，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了体制机制，规范了长效管理，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善，整洁行动取得积极成效。但是，部分地区还存在认识不充分、宣传发动不广泛、措施不到位、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夯实工作基础，强化各项措施，解决突出问题，结合爱国卫生月活动和当前传染病防控形势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整洁行动，提出如下要求。
一、 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地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城乡统筹、长效管理的原则，在巩固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将整洁行动与改善民生、推进医改、各类创建活动等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问题。各级爱卫会要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优势和协调作用，联合部门，形成合力，完善投入、责任和考评等机制，做到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确保整洁行动取得实效。
二、 广泛动员群众，发动全社会参与
各地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整洁行动积极性，把群众热情激发起来，成为推动整洁行动的主力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将整洁行动与创先争优等活动紧密结合，总结先进经验做法，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各级爱卫会要协调成员部门和社会团体，发动青年、学生、妇女、农民等自觉参加整洁行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体，加大动员和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环境和健康意识，发扬文明卫生道德风尚，在城乡地区掀起开展整洁行动的热潮。
三、 集中精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各地要针对整洁行动中推进难度大的工作，加强部门沟通，共同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发挥责任部门作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力争在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城乡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率先突破，解决好突出问题。各地要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加大政策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控制城乡生活垃圾产生，增强城乡垃圾处理能力，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四、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控春夏季传染病
各地要结合当前春夏季传染病防控形势，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群防群控，做好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疾病防控工作。组织集中开展清理卫生死角，搞好社区、农村以及托幼机构、学校等公共场所卫生，切断传播途径。开展人群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增强群众自我保健能力，有效防控传染病的发生、流行。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论电子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
谢波
格式合同（Standard Form Contract）又称为格式条款、标准合同、定式合同或附合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订约方式，同时也对合同自由原则提出了挑战。这种加快定单发出和接受的方式与快速的标准化生产相伴而生，其核心模式即是预先印制好的买单和卖单格式。[1]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也拟订了极为详尽的格式条款。在目前普遍所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格式合同的数量大约占45%以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合同总数的99%为格式合同。因此，有学者称“我们生活在格式合同的世界里”。在现代商业交易中，格式合同的大量运用所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使用格式合同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订约时间，从而加速交易的进行；其次，使用格式合同格式也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标准格式合同的优点，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在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几乎没有必要去强调大量生产的商品的优点，这与适用与其他事情一样适用于大量生产的合同。”[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格式合同以其自身的价值与特征，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但它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我们应当看到，格式合同对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和完善合同内容、预防和减少合同纠纷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格式合同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但由于它有着自身的优势，而且已广泛应用于商业交易中，因此，各国立法往往在一定条件下肯定其法律效力。英国法学家戴西和莫里斯也提醒道，在涉及当事人之间谈判权力明显不平等的标准格式合同时，适用使合同有效原则就要特别慎重[3]。所以格式条款如果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与非格式条款相抵触时，则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由于电子商务大量采用自动交易手段，其所包含的交易条件除少部分可以协商外，大部分是不具有可协商性、供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对于这些格式条款，对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可能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谈判经验的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例如，有的网站的格式条款规定：本公司有权在任何时候更改或修正本合同条款，修改后的合同条款一经通知即生效；有的网站的格式条款要求消费者事先接受其要到承诺作出以后方可知晓的协议；还有的网站对于格式条款中所包含的免责内容根本未以醒目的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等，这均有可能对相对人利益构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如何在意思自治的体制下伸张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凭借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面临的艰巨任务。[4]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可能产生所谓的“格式之争”，即当要约人和承诺人在向对方发出要约与承诺是分别以各自的格式合同进行时，虽然可以导致合同成立，但若产生了纠纷，到底应依哪方的合同条款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为此，我国《合同法》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分别对格式条款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尽管是针对普通商品交易作出的，但其原则、精神应当认为，对于电子商务仍然是可以适用的。但我国《合同法》却没有涉及上述“格式之争”的问题。理论上，现代合同法是倾向于采用“打最后一枪者居优”的原则，即以承诺方在承诺中所附的格式条款来确定合同的内容。其理由在于如果承诺的内容与要约不同则构成一项反要约，若原来的要约方对此不仅没有及时提出异议，而且照此履行，则其履行行为本身便应视为对该项反要约的接受。笔者认为，上述理论颇值得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借鉴。
（作者：谢波 云南大学法学院 法律硕士 e-mail:xbylgt@yahoo.com.cn）
参考资料：
[1] John Honnold, Uniform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 Under the 19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2, 165.
[2] [英]P.S.阿狄亚著：《合同法导论》（第五版），赵旭东、何帅领、邓晓霞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 Collins,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87, 1187.
[4] 傅静坤著：《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